尋回“情理合一”的中國美德

文章來源:《中國藝術報》 作者:劉悅笛 時間:2019年05月27日 字體:

在當今中國文明復興的大勢所趨之際,還要深刻地意識到:歷史上任何一次復興,其實都是創新!就像文藝復興是要復古希臘的“興”,但是卻開的是文藝復興的“新”一樣,當今這場中國復興其實也在實現一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,這對現今倫理下滑的現狀具有重要拯救意義。

在中國這個曾經的“禮義之邦”,需要一種對傳統道德倫理的創造性轉化來加以拯救,從而重塑“美善之國”的華夏文明。非常有意思的是,中國稱呼或者推重德為“美德”。德之為美,或者,德成為美,為何中國人將德視為一種美呢?一般而言,美德對應的英文詞為virtue,其實更接近的乃是希臘語arete(英文譯作excellence,即卓越之意),美德乃是一種卓越的道德,但在中國卻具有美感抑或美意。先秦時代漢語談美更多是言說人的道德高尚,“美人”就是指有美德高度之人,此語不僅是男人的專利,而且更是德性的專屬。中國人所推崇的德性,就是一種美化的德性。

如今,所謂的“德性倫理學”(VirtureEthics)倒在西方成為了主流,它試圖將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傳統加以翻新,從而發展了西方倫理學的某個偏向。然而,從蘇格拉底的“德性即知識”開始,認識善就被認定為“行善”,到柏拉圖所崇尚的勇敢、節制、正義與智慧這著名的古希臘“四大德性”,再到亞里士多德追尋一種作為“中道”的德性,德性皆被視為一種理性使然的產物。從古希臘人開始,不僅把激情視為理性要戰勝與征服的對象,而且,也把情感驅逐于德性的主體部門之外,這就是西方倫理學的理性中心、男性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的大傳統,盡管從休謨以來的現代倫理不斷有道德情感主義的訴求,但是仍不能脫離理性為核心的西方窠臼。

中國人的美德,則是“發乎情止乎禮義”的,也就是把“七情”轉變成了“十義”?!跋病薄芭薄鞍А薄熬濉薄鞍薄岸瘛薄壩?,這是儒家通常所講的“七情”。儒家也講“六欲”,欲就是“生死耳目口鼻”,生死乃為大欲,耳目口鼻則為欲抒發的孔道。值得注意的是,儒家卻沒有把“欲”放到“七情”之外,中國人較早就重視欲的疏導而非絕棄。東漸而來的佛教也講“七情”,卻把哀變成憂、惡變成了憎,大致不離于主流傳統。但與佛教的“離情”不同,儒家的“七情”往往與“十義”相對而出,《禮記·禮運》規定“父慈”“子孝”“兄良”“弟恭”“夫義”“婦聽”“長惠”“幼順”“君仁”“臣忠”方為“十義”,那么其中的更重要的轉化,就在于這自然的“七情”,如何轉化成人化的“十義”?

中國人的美德觀,既不否定與摒棄人的生理情欲,這是人的動物性的一面,更要塑造與規約出人的禮儀道德,這是人之為人的“人文化成”的另一面,二者在原典儒家那里形成一種交融的關聯。從動態的功能角度來看,動物性的情欲轉化為人文化的德性,那就是后者使得前者得以理性化、秩序化和規范化,同時在這種內在轉化之后,前者又保留在后者之中。

所以說,中國人所講究的美德,無一不與人情相關,父子夫婦兄弟君臣的關聯都不離于情,這恰與古希臘德性皆與理性相系迥異。這就是中國思想的“情理結構”對于美德的框定,因為行走中庸之道的中國人,始終在理性與情感之間保持了一種內在平衡。這本自于儒家的“禮樂相濟”的遠古傳統,禮乃是理性化的道德追求,樂則為感性化的情感訴求,這禮與樂的兩面乃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,這也就是一種中國人獨有的“情禮結構”,因為樂所表達的就是人情。所以在世界上,只有中文當中音樂之“樂”與愉悅之“樂”乃是同一個詞,所謂“樂者樂也,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樂必發于聲音,形于動靜,人之道也”。

隨著時代發展,中國人的美德根據歷史性的轉變而變動,這是由于美德也好德性也罷,都是與時俱進的。特別是在一個平權時代,從男女基本關系開始,中國人的倫理關系就得以根本性地轉變了。這就需要中國人的美德觀,根據現代性的需求做出相應的調整,要厘清中國倫理內部的“活東西”與“死東西”后加以取舍,這才是中華德性文明的“創造性轉化”與“轉化性創造”之關鍵所在。

盡管人之“七情”至今未大變,因為人類的情感結構進化相當緩慢,但是中國人的“十義”卻變化相當不少,因為倫理觀的變化乃是相對迅速的。如今社會上許多“女德班”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復古現象,從而形成了一種傳統與時代的錯位。與西方文明比較,希臘德性的各個倫理原則之間構成一種平等而同質的關聯,但是中國原典儒家的美德之間雖不平等但可和諧共處。這就意味著,中國人美德觀的現代性轉變,并不是完全依靠西式倫理而塑造的,而是發揚自己的長處,諸如和諧共處、規避自身的短處等等。

正如李澤厚先生所主張的那樣,中國儒學在政治與道德上的主流訴求之一,乃是“和諧高于正義”,正義并不是唯一的、最高的政治與道德的內核。眾所周知,在當今國際社會,正義幾乎構成了當今歐美政治哲學的主軸,然而,中國哲學和思想卻對此形成了一種制衡的力量,同時也構成了一種批判的維度。和諧與正義,孰高孰低,這也是中西方文明之間的競爭的焦點所在。西方的“正義論”與中國的“和諧觀”到底誰能最終勝出,還要看歷史究竟如何發展下去。

在現如今的中國傳統復興的潮流之中,令人遺憾的是,我們似乎更重視復興傳統“禮”的一面,而嚴重忽視了“樂”的另一面,也就是“情”的大維度。當然,禮自身并不是干癟的規儀,而是理性與感性始終為一的,而禮的節奏、韻律和美感,都是樂所賦予的。在“禮樂相濟”的悠久傳統當中,禮與理相伴,樂與情相系,“樂也者,情之不可變者也。禮也者,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,禮辨異,禮樂之說,管乎人情矣。窮本知變,樂之情也,著誠去偽,禮之經也”。禮的功能是辨異,樂的功能則是統合,二者相輔相成并本位同根,這種華夏智慧至今淵源流轉而從未中斷過,適應匹配于各個時代的中華德性文明。

質言之,樂就是和諧,禮則是秩序,這和諧與秩序的統一,才是中華禮樂文明和人文美德的真諦。禮本身也是含情的,從禮的起源到生發,一定是浸漬人之“情”在其中的。所以在1993年被挖掘出來的郭店竹簡當中就出現了“禮作于情”與“禮生于情”這兩句箴言,無論是人為的“作”為,還是自然的“生”成,禮都是來自情的,禮與情合而為一。美學家朱光潛解析得非常高妙:“樂的精神”是“和”“靜”“樂”“仁”“愛”“道志”,“情之不可變”;“禮的精神”則是“序”“節”“中”“文”“理”“義”“敬”“節事”“理之不可易”?!襖種骱?,禮主敬,內能和而后外能敬”,“合乎情然后當于理”;“樂是內涵,禮是外觀,和順積中,而英華發外”,這無疑抓住了“禮樂合一”的文明本色。

我們現在要復興的,恰恰就是這個“情理合一”的中華大文明,其中就包孕了中國人獨具的真理觀、美德觀和審美觀!

(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)


相關文章